缠足苦，放足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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┃一时强弱在于力
千秋胜负在于理
缠足苦，放足难
©文/ 言九林 编辑：瑞秋的春天☄ 缠足是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其出现有制度、文化方面的诸多因素。
下面这张截图，来自1929年3月19日的《申报》。
截图记载了这样一桩新闻：山东滕县有城隍庙，城隍庙有主持名为杨老道。杨老道是当地民间组织红枪会的头目。滕县地方政府发起“破除迷信、打倒偶像”运动，损害了城隍庙与红枪会的利益。杨老道遂头戴大红帽，身穿黄马褂，于该年3月12日率红枪会众包围了滕县县城。滕县政府紧闭城门，红枪会众在城门外集体鼓噪，要求县长出面直接对话，并提出三项条件。除重修庙宇、恢复红顶花翎外，还有一项是：
放任妇女缠足。
这场民变引来了附近军队的干预，红枪会众作鸟兽散、杨老道也趁乱遁走不知所踪。
重修庙宇、恢复红顶花翎两项诉求，与红枪会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，容易理解。“放任妇女缠足”能成为滕县红枪会众的核心诉求，则有些耐人寻味，似乎可证在1929年的滕县，民众并不支持国民政府推行的“禁止妇女缠足运动”。
滕县的情况不是个案。在山东沂水县，女性常以躲藏、贿赂的方式来逃避国民政府的放足政策。该县后文村的王刘氏回忆说：“那时候下来查放脚的，我都躲在家房子的天棚上面。要是实在躲不过去了，就交上点钱，他们就不管了。有的人直接就做双大鞋穿上，前面塞点棉花，应付过去”。在四川，据《成都国民日报》报道，省府于1932年派了“放足检察员”下乡检查，结果这些人到基层后，“激起全村公愤，各家壮丁咸摩拳擦掌，准备缚而杀之”，落了个人人怨恨、人人喊打的结果。
缠足本是摧残肢体的陋习。可惜陋习流行太久，往往会变成理所当然，于是放足反成了极其艰难的事情。
一、劣根性
“三寸金莲”式的缠足方式起于何时已不可考，大范围流行则始于元代。
元人陶宗仪专门梳理过此事。他说：《古乐府》《玉台新咏》这些六朝作品，常描写美女的姿色与妆容如何出众，但无一篇提及缠足。唐代人杜牧、李白与李商隐等，也喜欢在诗里写“闺帷之事”，也无一篇提及缠足。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虽曾“以帛绕脚令纤小，屈上作新月状”，其实只是成年舞女以布帛、布袜修饰脚型，使之显出长而窄的美感，并未摧残脚的发育。且在北宋熙宁元丰以前，少有人像窅娘这样做。总之，直到北宋末年，缠足仍未成为社会现象，而在陶宗仪生活的时代，“近年则人人相效，以不为者为耻也”，已是人人效仿的流行现象。谁不效仿，谁就会掉入道德洼地。
何以如此？
陶宗仪没能给出解释。元末儒士孔齐关于“如何做个好女人”的表述，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。孔说：女性之所以会染上坏毛病，“皆由出游于外，与妇客燕集”。外出游玩并与其他女性交流，难免会从别人身上见到坏毛病。初次见到坏毛病虽会抵制，但遭遇次数多了，一定是要效仿的。所以，孔齐认为，女人要想成为“好女人”，必须少出门少交际，哪怕是在家族之内，女性见面也不能太频繁，“一岁之中不过三次可也”，新年有一次社交，春天祭祀家庙有一次社交，秋天祭祀家庙还有一次社交，对家族中的女性来说已经很足够了。社交机会再多一点，她们就会变成“坏女人”。简言之，孔齐主张消灭女性的社会属性，将之禁锢在家宅之中。如此，才能让女性成为远离“暗昧奸盗”之事的“好女人”。
孔齐的这种言论很有代表性的。无大事不出家门，是当时许多家庭对女性的基本要求。如元代大臣王恽的母亲，因常年不出家门，偶然参加宗族活动时，竟无人认识她。南郑人蒲道源的妻子也常年不出家门，与胞弟家相距不过数里，竟十余年没去过。按当时的道德语境，此类事迹皆得到了褒奖。
在这种道德氛围下，会流行裹小脚恶俗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裹小脚会破坏女性的足部发育，使其不良于行，相当于强制增加了女性的社交难度，削弱了女性的社会属性。陶宗仪说，在他生活的时代，裹小脚已是“人人相效，以不为者为耻”，原因大约也在这里——不愿缠足，便意味着不愿放弃社交，意味着要被社会带坏，要变成不守所谓妇道的“坏女人”，会给家庭与家族带来耻辱。只有王恽之母那种深居简出至族人都认不得她的女性，才是孔齐们心目中的“好女人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将女性禁锢于家宅之中的主张，在元代常见，在唐代与北宋不常见。从不常见到常见，原因或许在于靖康之变、宋元鼎革与理学的异化，以及那根深蒂固的劣根性——抵御不了外部环境的施暴，便掉转枪头去向家中女性施暴。所以，经历过两宋之交的张邦基说，“妇人之缠足，起于近世，前世书传皆无所自”；南宋人车若水也说：“妇人缠脚，不知起于何时，小儿未四五岁，无罪无辜，而使之受无限之苦，缠得小来，不知何用！”靖康之变后的南宋，可说是裹小脚之风的源头；宋元鼎革后的元代，可说是裹小脚之风的大流行时代。
在元明鼎革的乱世里，那些被迫裹小脚的女性，再度成了最悲惨的群体。许多随家庭逃亡的女性，或自缢或被迫自缢。自缢的原因大体皆是“足弱”，即双脚受了摧残裹行走艰难。为了不连累家庭，她们只好主动或被动去死。元末所谓“烈女”的人数较之前代激增，裹小脚的大流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二、利益算计
明清两代，裹小脚继续流行。
当时并无官方文件鼓励这种恶俗。活跃于万历至崇祯时代的沈德符，在其著作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，明代皇宫禁止缠足，女子被选入宫后须解开裹脚布，以便行走无碍，更好地为皇帝服务。沈还说，他寓居京师期间，于隆冬时节自扫雪军士处得见宫中婢女扔掉的旧鞋履，果然与民间的流行尺寸大不相同。清代则于康熙三年制定了禁止缠足的法律，对主持缠足的家长施以重刑。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民间的缠足风气，到了清末，缠足已成为“中国女性”最核心的特征与标签。
缠足是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其出现有制度、文化方面的诸多因素。如有闲阶层“以纤弓为妙”，如父为子（女）纲、夫为妻纲的权力架构等。但缠足流行数百年的核心缘故，仍是经济利益——经济学者张五常曾试图从市场配置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。其大致逻辑是：女性缠足后，自夫家逃跑的能力大幅削弱，但缠足对女性从事纺织与家务影响不大，“对新郎的父母来说，由此造成的身体残疾可由姑娘降低了的逃跑能力来补偿而有余。因此，他们愿意为裹足的新娘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。这给新娘的父母提供了一个信号，使他们在新娘通过婚约许配给人以前很久就给她裹足。”
市场配置是解释缠足在明清两代太平时光中大范围流行的关键。但防止女性从夫家逃跑，可能并非缠足的核心利益。另一位经济学者姚遂发现，缠足女性对家庭的劳动价值，主要与纺织工作挂钩。当纺织工作的收益较高时，缠足就会流行开来；反之，缠足就会遭到抑制。
史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比如，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农家是不流行缠足的。生活在乾隆时期的赵翼说，苏州城内女子“以足小为贵”，城外妇女则“皆赤脚种田，尚不缠裹”。苏州城内女子无田可耕，只能从事丝织工作来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。缠足削弱了她们的行动能力，让出门交际变得困难，缠足女性会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家庭丝织工作中。苏州城外的农家女性有机会保留天足从事耕种，则是因为当时的耕作收益高于丝织收益——明朝政府长期对江南地区征收重税，亩均税粮常相当于全国税负的3·4倍，进而造成谷价飙升。于是，较之强迫农家女性缠足从事丝织，让她们保留天足从事耕种，就成了收益更高的选择。从市场配置的角度来看便是：（1）在城市，因无耕地可种，缠足者比天足者更有价值，更受市场欢迎，因为她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丝织收益；（2）在农村，有耕地可种的情况下，天足者比缠足者更有价值，更受市场欢迎，因为她们提供的耕作收益要大于丝织收益。
市场配置可以解释关于缠足的许多谜题。比如，不同于江南地区，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北方，无论城乡都广泛流行缠足。这是因为北方地区的亩均税负远比江南轻，北方又是棉花种植区，女性从事家庭纺布工作的收益，要普遍高于下地耕种。再比如，湖北、湖南与四川地区出现广泛缠足风气的时间是清代中晚期。这是因为上述地区在明末清初长期沦为战场，明军、民军、清军和三藩之军反复蹂躏这片土地，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消亡，到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，清廷统计到的四川全省人口已只有区区九万余人。湖广填四川也好，江西填湖广也罢，人口迁徙与荒地开垦需要的都是天足女性。到了清代中晚期，人口不再迁徙，荒地开垦结束，家庭棉纺织业兴起，女性从事纺布工作的收益已然大于从事耕种，于是裹小脚的恶俗风气也刮入了这些地区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种种并不构成反对市场、呼唤政府干预的证据。相反，市场配置之所以在明、清两代将女性推向了更悲惨的境地，是因为明、清两代皆是贯彻了三纲五常的秦制国家，是“夫为妻纲”的畸形权力架构，让女性无法在市场配置中拥有独立自主的地位，而是沦为了家庭与男性的牺牲品。是畸形的政治权力架构，让中性的市场配置，变成了残酷的利益算计。
三、“缠脚好看”
自外国传教士发起反缠足运动，至1929年山东滕县红枪会众包围县城喊出“放任妇女缠足”的口号，期间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。在这半个多世纪里，清廷、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，皆曾花过大力气，试图自上而下消灭缠足之风。
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，上任伊始即发布告示禁绝缠足。告示里说，缠足有害国家强盛，且毫无廉耻，如倡优般下贱。告示贴满全川，还印成五万份小册子发给识字民众。总督的动静很大，四川官绅也很配合，先后成立了20余个反缠足团体。100多名官绅名流的太太，还于1903年在成都文殊院举行了公开放足活动，活动宣传文稿称，女人的小脚照片被洋人拿去，用于宣传大清国如何野蛮落后，实是大清国女性的莫大之罪。然而，因为裹小脚背后有切实的利益算计，四川的官绅名流便发现自己踢到了铁板。《广益丛报》1906年报道说，四川提倡放足数年，花了许多气力，但“不肯释放者，总居其多数也”。或许是意识到了底层百姓听不懂启蒙话语，四川巡警道1910年干脆发布告示，声称若不放足，“即是犯了王法”。可即便如此，仍是没有反响。
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也踢到了同一块铁板。阎锡山自辛亥后执掌山西省政，即致力于废除缠足。阎的想法很简单：山西全省人口一千万，女性居半且多缠足，这些人无法从事生产。只要不废缠足，山西就摆脱不了积弱的现状。所以，阎制定了反缠足政策，不但要对违反禁令给孩子缠足的家长罚款，还要罚缠足者本人，罚娶缠足女性的学生，罚为缠足女性制卖木底的工商业者。
然而，这种做法很快就招来了山西民众的普遍怨恨。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刘大鹏——刘生于1857年，死于1942年，是个底层乡绅——在日记中将底层民众的这种怨恨详细记录了下来。比如1918年6月14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吾邑办理天足，现派妇女下乡，挨户查女人之足，分四路查办，今日到吾里，百姓莫不怨恨。”
“百姓莫不怨恨”的原因，自然是多方面的。比如，放足工作者的手段比较粗暴——他们站在“办理善政”的道德制高点上，常闯入民众家中搜查、捆绑民众示众，以求完成上级下发的放足比例。再如，放足运动常与罚款政策配套——工作人员追求罚款利益，搜查缠足者时往往格外卖力。刘大鹏对此便很有意见。他不反对女性放足，但无法接受有人借放足运动发财。他在1918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本县查足一事，近日藉以扰民。凡查办人役回县报告某家妇女其足未改，即唤到县科罚大洋，初则一元、二元，继则三元、五元，现则十元、二十元矣。无钱穷民即行管押，缴钱始放，此等苛政不亦猛于虎乎！”
但放足难最重要的原因，仍在于现实利益，更具体来说，是在于对现实利益的误解。在数百年的漫长时光里，缠足女性能给夫家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，已成为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。即便清帝国已经灭亡，工业化时代已经来临，家庭丝织业与纺布业即将被淘汰，这种思维定势也仍然顽固盘踞在民众的头脑之中。父母们深信女儿若不缠足，将来在婚嫁市场上便没有竞争力；女儿们也深信自己若不缠足，将来必不能有好的人生。于是，当阎锡山在山西大搞放足运动时，壶关县、潞城县等地百姓的对策是集体“令女早嫁”，要赶在放足工作人员抵达之前，将已缠足而未成年的女儿匆匆嫁出去。
除了早嫁，躲藏与贿赂也是常见的回避手段。1933年，十二岁的河南禹县女性陈秀珍，遭遇当地政府组织的放足检查。她先是逃入庙中躲藏，被找出来后，地方政府要抓他父亲挂着裹脚布去游街，最后的解决办法是“给了她（检查者）两块现洋”。河南孟县的情况也差不多，“有钱人家，有接待查足的，并输付给1至2元钱，就可放过不查”，没钱者的人家，只好“一听到狗吠声，缠足的妇女赶快下萝卜窖躲藏”。
将不愿放足者当犯罪者一般搜捕、向不愿放足者勒索钱财，自然是不对的。但民众之所以要躲藏，之所以要贿赂，最核心的原因，仍在于他们已完全接受了缠足这恶俗，已将不正常视为正常，已将大残暴视为理所当然。甚至，因为长期浸润在畸形的审美环境之中，未曾接触过正常审美，许多女性也已不自觉地完成了审美异化。山东蒙阴县一位叫做李凤兰的女性，在回忆缠脚经历时，曾如此说道：
那是1936年。她说她觉得“缠脚好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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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强弱在于力，千秋胜负在于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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